反律法主義命題所主張的“不需要權威規則”，在人的認識局限性命題面前無法回答。當“不需要權威規則”的前置條件是“排除所有外部價值干擾或所有現有的證據推理都與所要證明的價值判斷無關”時，才可能使得事實得以證明而非出脫法律的軌道。嘉定刑事律師就到了告訴您相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么是否所有的證據收集都能夠排除外部干擾呢？這顯然只是一種絕對理想狀態。比如DNA證據收集的過程就很大程度受到個人意識的影響。DNA證據運用的核心問題在于生物檢材的提取與證據保全，具體到偵查活動中負責現場勘查的人員來講，即是如何從犯罪現場盡可能完整地提取生物檢材，并對這些生物檢材進行妥善保全，以保證后期的DNA信息分析能得到客觀、公正、準確的效果。當人體組織細胞死亡后，DNA便開始降解，并且降解與破壞進度受到各種環境因素影響。

　　在偵查實踐中，勘驗人員往往沒有DNA證據的保全意識，對現場生物檢材進行草率地勘驗、提取，由于方法不當造成現場檢材暴露在自然界時間過長，甚至受到紫外線、細菌等污染，導致生物檢材中的DNA加速降解，造成日后難以進行檢驗的損失。另一方面，偵查人員對現場的保護不力，哪怕造成了現場的細微毀壞，也會導致現場生物檢材的破壞而導致DNA證據無法運用。最終，DNA證據所要待推理證明的判斷根本無法完全排除外部價值干擾。

　　越來越多的問題凸顯出來，實踐證明，在證據特別是 DNA 證據的使用中，有必要制定一套完善的規則。正如塞耶所言，他接受了邊沁對事實發現的強調，同時提出了理性完美主義，即事實證明的程序與證據規則同等重要：“法律不檢驗相關性，因為它默許使用邏輯和一般經驗”，“如果我們的知識受到我們特定的視角和偏見的限制，那么我們需要更加謹慎地對待我們的事實發現程序。這絕不是說我們不需要規則，而只是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的規則。”

　　如前所述，由于我國的DNA證據在立法上仍然處于空白狀態，因此其運用沒有正式的法律授權支持，其效力并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在偵查實踐中，對人身的DNA強制采樣是DNA證據運用的核心問題，解決了強制采樣問題，其他DNA證據采集及運用問題就迎刃而解。

　　長久以來，理論界的爭論使得DNA強制采樣的角色定位游離在“人身檢查”與“強制措施”之間，要解決偵查活動中的DNA證據運用問題，首先要從立法上給DNA強制采樣一個合法定位

　　。陳學權學者借鑒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和《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之立法例，提出將強制取樣獨立出來作為一種專門的偵查手段予以規制，將“強制取樣”放到《刑事訴訟法》的“偵查”專章中，使之成為與“人身檢查”并列的一種偵查行為⒃。

　　對此，筆者認為并不贊同。將DNA強制采樣視作一種經濟獨立的偵查人員行為方式不符合我國企業長期發展以來中國形成的“偵查”的概念，DNA強制采樣的最終研究目的是進行技術鑒定結果分析，相比較之下，應該將DNA強制采樣視作鑒定前的準備相關工作，這樣更容易使前期現場勘查與后期鑒定管理工作內容銜接起來。

　　此外，將強制性 DNA 取樣納入刑事訴訟調查一章也是一個非立法主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偵查手段不斷創新，監視、遙控、測謊等方法各有所長，其結果必將是本章的無限擴展。同時，為了區分強制性 DNA 取樣與監視等偵查方法的本質區別，強制性 DNA 取樣不是一種獨立的行為，DNA 信息需要通過身份檢驗來提取。

　　竊聽是一種直觀的獲取信息的行為，其本質是一種偵查行為，具有獨立性，國外立法將竊聽視為一種強制取證的偵查手段，相對而言，我國許景存教授撰寫的《中華民國（第二修正案）》的《刑事訴訟法》中的“偵查”一章，將監視等獨立的偵查手段納入其中是有道理的。

　　因此，嘉定刑事律師認為，無獨立性的強制取樣顯然不同于監視取樣和其他調查方法，因此更適合于確定鑒定的準備活動，并借鑒國外立法，德國關于“強制取樣”的第81條（A、 B. C. E）在《刑事訴訟法》第1編第7章的一般規定“鑒定人，調查”中規定，其立法體例結構是從屬于鑒定的“強制取樣”; 更明顯的是，日本關于強制取樣的法律第168條在第1編第12章“鑒定”的一般規定中直接屬于刑事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