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第196條關于信用卡詐騙罪的規定中有多處用了“使用”一詞，如“使用偽造的信用卡”“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等，這里的“使用”都是指按信用卡的通常使用方法予以利用。閔行刑事律師就來講解一下有關的情況是怎樣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的通說認為，信用卡詐騙罪是一種復雜客體的犯罪，除了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之外，還侵犯國家對信用卡的管理制度。而信用卡是一種電子支付卡，它具有消費支付、信用貸款、轉賬結算、存取現金等功能，只有按信用卡自身的功能（即通常使用方法）加以利用，才可能破壞國家的信用卡管理制度，使信用卡不能正常發揮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如果不是按信用卡自身特有的功能來加以利用，如用盜竊來的信用卡作為一種資信證明、抵押物來騙取他人的信任從事經濟活動，甚至騙取了他人大量財物的，雖然也“使用”了信用卡，但由于這種“使用”不是按信用卡自身特有的功能來加以利用。

　　因此，不在《刑法》第196條第3款規定的“盜竊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使用”范圍之內，不能以盜竊罪論處。對騙取了大量財物的，可按普通詐騙罪定罪處罰。如果用竊取的信用卡取現、刷卡購物和享受服務，這當然可以評價為按信用卡自身特有的功能予以利用（即“使用”了竊取的信用卡），但將“使用”僅限于這三種情形，則有以偏概全之嫌。

　　比如，用盜竊來的信用卡在ATM機上操作，將卡內的存款轉到自己的賬戶，這難道不是“使用”信用卡？對這種行為不能以盜竊論處嗎？顯然，不將這種用信用卡轉賬的形式包含在“使用”信用卡的范圍之內不具有合理性。

　　至于前述有一種觀點認為，盜竊信用卡后取現、刷卡購物或享受服務，這是以欺騙手段騙取財物，應評價為信用卡詐騙罪，因而應將這類行為排除在“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使用”之外。

　　在筆者看來，使用盜竊來的信用卡的行為，無疑也是“冒用他人信用卡”，是《刑法》第196條明文規定的信用卡詐騙罪的表現形式之一，對這種行為單獨而論，確實是要按信用卡詐騙罪定罪處罰。但是，《刑法》第196條第3款明文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要按盜竊罪定罪處罰。

　　這是法律上的擬制規定，即把本來符合信用卡詐騙罪構成要件的行為，規定為要按盜竊罪定罪處罰。即便這一規定不具有合理性，在法律未作修改之前，還得依法行事，不能將符合這一法律規定的行為排除在外。

　　那么，將竊取的信用卡進行出售或有償轉讓給其他人的行為，能否認定為“使用”信用卡呢？有論者可以認為，“盜竊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使用”行為應包含“出售”行為，因為企業出售金融行為也具有網絡詐騙工作性質，與通常情況下所指的使用過程中并沒有得到實質的區別，對行為人應以盜竊罪定罪處罰。

　　另有論者認為，“使用”與“出售”是有嚴格要求區別的，是兩種方式不同的行為，不存在前者需要包含其中后者的關系。因此，對盜竊信用卡后出售給他人通過使用的行為，不能以盜竊罪論處。筆者研究認為，一般學生來說，“使用”是按物的用途方面加以充分利用，“出售”則是用物來換取經濟金錢。

　　例如，某甲盜竊了同事都是一張內存有5萬元的信用卡并知悉其密碼后，對乙聲稱是根據自己存在的卡，因有急用，愿以4、5萬元的低價轉讓給乙，并在實現自動取款機上讓乙查看了卡內存款的數額，又告知了密碼。乙花4、5萬元買下信用卡信息之后，分多次提取了卡內的5萬元人民幣存款。

　　閔行刑事律師注意到，二者之間卻有很多不同，不能說前者不僅包含后者。但是中國盜竊信用卡發展之后，盜竊者將信用卡產品賣給別人去學習使用，最終使持卡人遭受了社會財產造成損失，盡管他們購買并使用更多的人同時也有重要責任，但不能否認盜竊者起了非常關鍵因素作用，應該對危害嚴重后果風險承擔公司主要管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