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犯罪的實行過程中，行為人不管是在著手之前還是在著手之后，其實都是有可能成立中止的。犯罪中止與犯罪未遂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前者是因為行為人主觀因素而自動放棄犯罪行為的繼續實施。不過此時也要對中止犯追究責任，那一般中止犯罪行為該如何處罰呢?下面就讓松江刑事律師來為你做詳細解答吧。

　　（一）內部參照系

　　如同在未遂犯外部舉行分歧范例的比擬同樣，對中止犯也可在外部舉行分歧范例的比擬，從而完成懲罰的平衡。例如，在其他情節相同時，同樣造成損害的，減輕處罰的幅度與所造成損害的大小成反比，對損害較大的中止犯的減輕處罰幅度應當小于損害較小的中止犯。對于以下幾種類型的中止犯，也應注意實現處罰的均衡性。

　　1.準備階段的中止犯與實行階段的中止犯。

　　準備階段的中止犯是指在準備犯法的過程當中，主動廢棄犯法的情況。實施階段的中止犯，是指曾經動手實施犯罪，自動放棄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既遂結果發生的情形。無疑，實行階段的中止犯對法益的侵害程度重于預備階段的中止犯，因此，在造成損害只能減輕處罰時，應注意對實行階段的中止犯的處罰要重于預備階段的中止犯。

　　2.動手中止與實行中止。

　　在犯法的實施階段，可將中止犯分為動手中止與實施中止。①動手中止是指著手犯法后，只需主動廢棄犯法，即可消滅犯罪既遂危險的情形。實行中止是指著手犯罪后，自動放棄犯罪還不夠，還需實施積極行為才能消滅犯罪既遂危險的情形。②實行中止對法益的侵犯程度重于著手中止，故對前者的處罰應重于后者。

　　（二）外部參照系

　　對中止犯的懲罰，還必須經由過程與未遂犯、預備犯處罰的比較，才能真正實現罪刑均衡。

　　1.準備階段中止犯的處罰。

　　準備階段的中止行動原則上沒有可罰性，假如一定要追查準備階段中止犯的刑事義務，對其懲罰應該輕于實施階段的中止犯，而且輕于其余情節溝通的準備犯。對準備階段的中止犯的懲罰應輕于實施階段的中止犯，這無需多言。對準備階段的中止犯的懲罰應輕于準備犯，這是由于預備階段的中止犯是行為人主動放棄著手實行犯罪，而預備犯則是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未能著手實行犯罪，在未能著手的原因上，二者存在重大不同。為了提前保護法益，需要盡可能地號召行為人在預備階段就放棄實行犯罪，所以，從刑事政策出發，對預備階段的中止犯的處罰有必要輕于預備犯。

　　2.實施階段中止犯的處罰。

　　對中止犯終究處刑是不是平衡的比擬基準不是既遂犯，而是未遂犯與準備犯，以來是，《刑法》第24條中沒有涌現“對比既遂犯”懲罰的字眼。當實施階段的中止犯沒有造成侵害時，是否有這種罪刑均衡的觀念，就實務而言不太重要，因為只要沒有造成損害，就應對中止犯免除處罰，不會出現罪刑失衡問題。

　　然則，假如造成了必定的侵害，應該加重懲罰時，罪行平衡的觀點就異常需要，由于對中止犯的加重處罰以適用既遂犯的法定刑為前提，在此量刑幅度內確定量刑起點，然后在此量刑起點的基礎上進行減輕處罰。但是，減輕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適的，離開了未遂犯、預備犯的比較基準，就是無法回答的。

　　對著手階段的中止犯的懲罰應輕于其余情節溝通的未遂犯，這無需多言。同時，對著手階段的中止犯的懲罰還應輕于準備犯。純真就法益損害水平而論，當然是動手階段的中止犯重于準備犯，由于動手后的中止犯客觀上給法益造成了緊迫的風險，而準備犯僅是對法益構成為了要挾。然則，在使法益免于被消滅這一點上，無疑中止犯應比準備犯加倍遭到刑法的“厚待”。比擬《刑法》第22條、第24條可見，懲罰準備犯的重要選項是“從輕懲罰”，而處罰中止犯的首要選項是“減輕處罰”甚至是“免除處罰”，這是中止犯受到刑法優待的表現。立法者如此規定刑事責任，具有號召犯罪人及時中止犯罪、救助處于危險之中的法益這一刑事政策上的考慮。因此，對著手階段的中止犯的處罰，不僅應輕于未遂犯，而且應輕于預備犯。

　　對實施階段的中止犯的懲罰應輕于未遂犯、準備犯，這才解決了懲罰的下限問題。對中止犯的加重懲罰其實不意味著有限加重，其存在加重的上限問題。中止犯減輕處罰的下限比較基準應為預備階段的中止犯。顯然，實行階段的中止犯對法益的侵犯程度重于預備階段的中止犯，因此，對實行階段的中止犯的處罰應重于預備階段的中止犯。

　　總之，對實施階段的中止犯，懲罰應該重于準備階段的中止犯、輕于預備犯與未遂犯，這才是合理的。如果您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可以在線一對一咨詢松江刑事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