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微刑事案件,上海輕微刑事案件律師,上海刑事律師辯護案件   對于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的刑事犯罪，我國新修訂的刑法第十七條就已經(jīng)規(guī)定了“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刑法這樣的規(guī)定是一種文明和人道主義的體現(xiàn)。從現(xiàn)實情況而言，年逾七十者，其人身危險性已大大降低，因此對七十歲以上老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亦可以考慮適用刑事和解。

　　(三)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不可適用刑事和解

　　所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國家工作人員乃是法律賦予職權行使公權力的人員，法律賦予其行使公權，就意味著其必須對國家的委托忠誠和誠信，而不可違背國家授予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權謀私。

　　根據(jù)國家權力理論及天賦人權的概念，公民組成國家是將自身的管理權限和防衛(wèi)權讓渡給國家集中行使，而國家通過法律的規(guī)定將公權力授給公職人員，讓公職人員管理國家，行使權力為社會和人民提供服務。而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顯然已經(jīng)與這個初衷背離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必然放任國家公權力不作為、亂作為乃至以權謀私，不利于法律賦予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初衷和原本。

　　另一方面是因為職務犯罪的案件侵犯的乃是公共法益。作為刑事和解，強調是的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達成某種妥協(xié)和讓步，犯罪嫌疑人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取被害人的諒解，以達免于起訴、逮捕和審判的一項刑事制度。而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即社會公益和國家并無特定的授權主體和委托人，因此在主體不明確的情況下，刑事和解無法進行操作，而且一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放任刑事和解，必將導致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的嚴重損害，因此，我們認為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中不宜實行刑事和解制度。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檢委會委員鄭思科、福建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方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教授孫遠、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副教授劉仁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初殿清依次就值班律師制度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的協(xié)調運行作主題發(fā)言。輕微刑事案件,上海輕微刑事案件律師,上海刑事律師辯護案件

        其中，鄭思科專委認為，目前值班律師存在訴訟地位不明、與法律援助律師和個人委托律師的職責銜接不順暢以及值班律師服務對象受限等問題，并建議建立以業(yè)務類型為標準的值班律師體系、擴大值班律師服務范圍并構建相應的職業(yè)保障體系和監(jiān)督體系。劉方權教授認為，值班律師為認罪認罰案件提供了正當性基礎，并深入討論了如何構建值班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之間的信任關系等問題。孫遠教授主張，值班律師制度的定位及制度設計應當以程序公正的要求為標準。劉仁琦副教授立足西安認罪認罰試點的實證數(shù)據(jù)及典型案例，對值班律師有效參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了討論。初殿清副教授首先論述了值班律師在現(xiàn)有辯護職能體系下的角色和地位，并據(jù)此對值班律師應當享有何種訴訟權利進行了研討。自由談論環(huán)節(jié)，張宇鵬律師結合辦案經(jīng)驗就認罪認罰制度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xiàn)階段值班律師的作用存在著被虛化的情況，并且無論是值班律師還是辯護律師在認罪認罰制度中更多的情況僅僅是個必要的擺設，而非參與者和推進者。這說明值班律師制度和認罪認罰制度還需要更多的配套機制，保障值班律師的作用得到切實發(fā)揮。